看《沈从文的后半生》，印象最深刻的是大师晚年的几次哭泣。

沈从文的儿子沈虎雏回忆：“一次母亲见他独坐在藤椅上垂泪，忙问怎么回事，他指指收音机——正播放一首二胡曲，哀婉缠绵—奏完，他才说：‘怎么会……拉得那么好……’泪水又涌出，他讲不下去了。”

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流下泪水。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完整本书，很多都遗忘了，只有这个场景却定格在我的脑海。

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

张允和在《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里提到：“1969年，沈从文下放前夕，站在乱糟糟的房间里，“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给我的第一封信。’

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又伤心又快乐。”

越到老年，沈从文越爱流泪。

一九八二年回乡听傩堂戏而流泪，生病后在家里，偶然听到“傩堂”两个字，本来很平静的他，顺着眼角无声地落泪。

一九八五年，一个杂志社几个人来采访，问起“文革”的事，沈从文说，“在‘文革’里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

来访者中有一个女孩子，走过去拥着老人的肩膀说了句：“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没想到的是，沈从文抱着这位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张兆和就像哄小孩子一样，又是摩挲又是安慰，才让他安静下来。

有人觉得这样的沈从文颠覆了他们对“大师”的认知：一个七老八十的文学大家，怎么能还那么爱哭鼻子呢？也有人说，这是一个大师的哭泣。

但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个老人不加伪饰的真实和“自我”。

《沈从文的后半生》作者张新颖说，沈从文身上最吸引人的，正是他的“自我”。

“有了这个自我，他就不会随波逐流。因为有一个本能、最本真的东西。他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判断时代，判断人和事情，就不会为流行的、主流的观念和思想所左右。沈从文看任何东西，角度都会和一般人有所不同。

他有这个能力，随时能跳出来。我们没有，所以总是被强大的时代裹挟着。”

沈从文后半生封笔四十年，与文学交道并不多，但受他文字影响并喜欢他作品的人，却越来越多。

近年来声名大噪的“不老的老头”黄永玉，他所写的《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就是沈从文召唤出来的，算是弥补他未写完的《长河》的遗憾。”

还有著名导演侯孝贤，1982年拍摄《风柜来的人》时面临很大困惑，踌躇之际，他读了朱天文给的《从文自传》，豁然开朗。

“一个人可以承受那么苦难、那么恐怖、那么血腥的故事，可是即使有这样的故事，在太阳下面还可以看到温暖，还可以看到人性的美好，人的胸怀还可以亮一点，更大一点，由此建立了侯孝贤拍电影的自觉。”

张新颖认为，后来侯孝贤拍的《悲情城市》，很明显可以看到《从文自传》的影子。

沈从文在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为他出的作品选中自序道：“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

听起来真令人伤感。但是显而易见，这句伤感的预言并没有应验，正如他的妻子张兆和在他去世之后才理解他一样，他的作品也在慢慢地，慢慢地被更多人读懂。

“强大的潮流在力量耗尽之后消退了，而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明天。”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1902年12月28日出生在湘、川、黔三省交界的湘西小城凤凰。

凤凰城是苗族、土家族、汉族聚居区，两百多年前清政府为了镇压与虐杀不服从统治的苗民，派了一队兵驻扎来此，才形成了一个城镇。那个时候的凤凰，到处是碉堡、军营，居民大多为戍守的军人。

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苗民的反抗，血染红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沈从文说，他走过的每一寸的土地，脚下面都是血。

到如今，一切完事了，碉堡多数业已毁掉，军营也多数成了民房，但当地崇兵尚武的彪悍民风依旧存在。

沈从文的祖父沈洪富曾做过一度云南昭通镇守使，同治二年又官至贵州提督。父亲沈宗持也是行伍出身，一心想当将军，但时运不济，正赶上清王朝的没落。

对朝廷彻底失望的沈宗持直接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起义，后来又到北京，与人谋刺袁世凯。事机败露后，被迫亡命关外多年。沈家由此开始败落。

他的母亲黄英出身于书香门第，年纪极小时便随同长兄在军营中生活，因此见闻胆识都在一般女子之上。沈从文兄弟姊妹的初步教育，便全是由这个瘦小却通达的母亲担负的。

沈从文从小就习惯了看杀人。上学的时候，走过杀人的地方，昨天被杀的人还没来得及收尸，尸首被野狗吃了，只剩下一块头骨，他就走过去瞄瞄，或者拾起一块小石头敲打一下，看看还动不动。

他甚至还见过这样的景象，看见十几岁的少年挑着担子，担子前面放着他父亲的头，担子后面放着的是他叔叔的头。

他6岁进私塾，然而那呆板无趣处处受牵制的读书生活使他厌倦，而爬树、游泳、钓鱼、捉蟋蟀乃至逛街、打架，却使他感到身心愉悦。至于凤凰城里那些五花八门的作坊、店铺，那些辛勤劳作的人们，更能引起他无穷的兴趣。

幼时的这些见闻经历，都为沈从文日后写作提供了许多灵感与帮助。

由于家中有吃粮当兵的传统，加上其野性难驯，1917年8月，刚刚14岁的沈从文，就被母亲以补充兵的名义送去当兵，让他到社会上去学习生存。

离开了家中的亲人，向什么地方去，到那地方去又做些什么，将来有些什么希望，十四岁的沈从文对此一无所知。他像只被放飞的笼中鸟，对外面的世界充满着憧憬，对眼见的一切都觉得新奇、快乐。

他随军一路走遍了沅水流域，领略了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饱览了各处迷人的自然风光，为他以后描写湘西风情的小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他也亲眼目睹了更多的杀戮，仅在怀化镇一年零四个月期间，就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又看到军队各派系之间明争暗斗的种种勾当，使他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疾苦有了更深的了解与同情。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的整个青少年时代，都是在恐怖、血腥的环境中度过的，这些东西，对一个人的心灵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正常来说，近墨者黑，沈从文应该会变得心狠手辣十分残忍才对，但是他却恰恰相反，即使在那杀人不眨眼的世道里，他的心也总是柔软得很，总那么容易被美好的事物打动。

当身边的军士们每天除了“杀人”或者“看杀人”再无事可做时，他却喜欢跑到河滩上去散步。

水船斜斜地孤独地搁在河滩黄泥里，小水手从那上面搬取南瓜，茄子，成束的生麻，黑色放光的圆瓮。那船在暗褐色的尾梢上，常常掠得有朱红裤褂，背景是黄色或浅碧色，一派清波，一切皆那么和谐，那么愁人。

美丽总是愁人的。每每见到这种光景，沈从文总是默默注视许久。他要人同他说一句话，想要一个最熟的人，来同他讨论这些光景。他想要找到一个温暖的人，可以跟他一起来对抗那些黑暗、残暴、绝望的东西。但是他找不到这样一个人。

心中怀揣着对美好世界向往的沈从文在残酷血腥的现实生活中，是那么地寂寞。他开始隐隐约约对于身上的灰布军衣感到厌恶，与家人分离的痛苦忧愁，第一次涌上了他的心头。

20岁那年，沈从文离开旧部队投到了“湘西王”陈渠珍部下，因为认得几个字，他被分派到陈身边做书记。

陈渠珍虽是行伍出身，却喜好读书，尊重文化人。他不仅有大量藏书，还收藏有历代名画、古磁、碑帖、铜器等。沈从文每天的工作，便是为陈渠珍查阅、抄录书中的材料，并且为那些书籍归类编号，为旧画、古董作登记。

这一工作不仅使沈从文得以阅读大量书籍，提高了他的文学素养，同时也启蒙了他对古文物鉴赏的兴趣，为他晚年进入历史博物馆做杂文物研究埋下了伏笔。

生命其实是很奇妙的，我们今天所有生命呈现出来的面貌，都与我们的过去相关，而现在所经历的一切，也决定着我们的未来。

到了这时沈从文的性格似乎也稍稍有了变化。不管去哪儿，他总拿了一本书。

那时候，沈从文一个月大概领3块钱的补贴，但有谁能够想象，在这个小兵的包袱里，有一份厚重的“产业”：一本值6块钱的《云麾碑》，5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5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

沉溺于书本的沈从文求知若渴，他日益感觉自己知道见到的太少，应知道应见到的还有太多，怎么办？必须进一个学校，去学些自己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些使自己耳目一新的世界。他渴望变得更好，让自己成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智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沈从文如此下定决心，要去北京读书。

当沈从文把这点打算告诉陈渠珍时，陈拿了三个月的薪水给他，并鼓励他说：“你到那儿去看看，能进什么学校，一年两年可以毕业，这里给你寄钱来，情形不合，你想回来，这里仍然有你吃饭的地方。”

于是，二十一岁的沈从文，怀揣一本司马迁的《史记》，只身一人，冒冒失失跑去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当了一名“不注册”的旁听生。

但是，原先陈渠珍答应提供的资助不久成了泡影，他在北京的求学生活一时难以为继。

他寄宿于湖南会馆，冬天没有棉衣，没有火炉，严寒难耐，只能用被子裹着身子坐在桌旁写作。为了生活，他不断向报纸杂志投稿，却一次次被退回。迫于困境，他给当时蜚声文坛的作家郁达夫写信求助，很快便得到了回应。

接信后，郁达夫冒着冬夜的大雪，前来探望沈从文。他默默地听着沈从文倾诉自己来北京的打算和目前的困境，内心波澜起伏，“我看过你的文章......要好好写下去。”

彼时会馆的大厨房里，正传来师傅炒菜打锅的声音，不一会儿，空气中便弥漫着饭菜的香气，勾得人饥肠辘辘。

“你吃饭了没？”郁达夫问。

“没。”

郁达夫站起身来，将围在自己脖子上的羊毛围巾摘下，掸去上面的雪花，披到沈从文身上，然后邀他一道出去吃了饭。结账时，共花去一块七毛多钱。郁达夫拿出五块钱付了账，将找回的三块多全塞给了沈从文。

两人作别后，回到住处的沈从文禁不住伏在桌子上痛哭起来。郁达夫的雪中送炭，不仅缓减了沈从文生活的困顿，也让他坚定了继续在北京写下去的信心，最终名动京城。

1923年，踌躇满志的沈从文挟着铺盖在北京前门车站下火车。月台上的边城青年对眼前这座豁然敞开的古老城市说：“我是来征服你的。”

但是二十多年后，这座城池却差点将他倾覆。

当时，坚决不肯投身于某一个集团之中的沈从文，被台湾人骂，也被国内的人骂。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人们对待是非的判断是那样简单粗暴，你不跟我站到一边，那你就是帮助敌人。

你越有一定的影响力，你不跟我合作，那你就是最应该被排斥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想保持一种独立选择和独立人格是非常困难的。

只读过小学、湘西行伍出身的“乡下人”沈从文，四十多岁时已经写出七十多部作品，名噪一时，雄心勃勃。然而在人生的下半场，他毅然宣布封笔来维护自己用笔的自由。他写作，就要按自己的想法来写，按照命令或按照规定来写，他写不出来。

《无从驯服的斑马》是沈从文写于1983年春的一篇未完成的作品。

他在文中这样总结：“就我性格的必然，应付任何困难，一贯是沉默接受，既不灰心丧气，也不呻吟哀叹，只是因此，真像奇迹一样，还是仍然活下来了。体质上虽然相当脆弱，性情上却随和中见板质，近于‘顽固不化’无从驯服的斑马。”

对于当时的任何一个作家来说，写或者不写，都由不得自己，都完蛋了。一般人都跳不出这个圈子，但沈从文从写和不写之间跳出来了，找到了另一个要做的事儿。

那件要做的事儿便是——成为一个不起眼的杂文物研究者、解说员。数十年的漫漫岁月里，他克服了外在条件的艰难和内心的痛苦，在这一领域筚路蓝缕，于喧闹暴戾之中，始终独善其身。

学者傅国涌描述，“以后的三十年，中国少了一个作家，而北京午门下多了一个指点解说、抄写说明的老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是其中的结晶。”

在紧接着的那特殊的十年岁月里，沈从文的住房被占，家被抄了8次；书稿图籍、文物什物或遭掠毁，或当垃圾卖掉。他曾被分配打扫博物馆的女厕所，下放期间饱尝事业凋敝和旧疾之苦。这一切，都被他用幽默乐观的态度，对美的细腻体察，一一消化。

据黄永玉回忆，当时某一天，久未见面的叔侄俩忽然在东堂子胡同迎面相遇，沈从文装着没看到他，擦身而过。一瞬间，他头都不歪地对黄永玉说了4个字：“要从容啊！”

还有一次，他跟沈从文从东城小羊宜宾胡同走过，公共厕所里有人一边上厕所一边吹笛子，是一首造反派的歌。沈从文说：“你听，‘弦歌之声不绝于耳’！”

干校期间，他从咸宁迁到双溪，辗转劳顿，血压陡升。他还给黄永玉写信：“这里周围都是荷花，灿烂极了，你若来（一定喜欢）……”

晚年回凤凰老家，住在黄永玉的老屋里，他很喜欢那座大青石板铺的院子，三面是树，对着堂屋。早上，茶点摆在院子里，雾没有散，周围树上不时掉下露水到青石板上。

黄永玉对他说，“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白天晚上，远近都是杜鹃叫，哪儿都不想去了......我总想邀一些好朋友远远的来看杏花，听杜鹃叫。有点小题大做......”

“懂得的就值得。”沈从文闭着眼睛，躺在竹椅上回应。

黄永玉始终不明白，是什么力量使沈从文把湘西山民的朴素情操保持得这么顽强，又是什么力量让在寒凉世事中浸泡的沈从文永远这样热泪盈眶？

沈从文14岁从军，看惯了残酷血腥的杀戮，21岁北漂，一生遭遇了无数白眼冷遇。但是他在后来的写作中，却打造了一座与世无争的边城，塑造了一个个单纯清澈的灵魂。

阴风冷雨的现实，生命沉沦山河破败的时代，没有摧毁掉他对人生的希望与热爱。他用他赤子的心来抵抗人性的冷漠与麻木，用他的笔来呼唤美好善良，用他的文字将世人从恶劣、残暴的现实环境中拯救出来。

千千万万在黑暗中挣扎的人，因了这文字散发的光和热，感受到希望，感受到温暖，感受到平静又长久的爱的力量。

1988年5月10日晚上8时30分，沈从文静静地走了。葬礼遵其遗嘱未放哀乐，而改放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他生前最喜爱的音乐。

“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是他逝世后，傅汉斯、张充和从美国电传来的挽辞。采用嵌字格，尾字连起来是“从文让人”，巧妙且贴切地概括了沈从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