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的态度  自由的思想  独立的精神

自1952年按苏联模式进行“院系调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分科式的专门教育，培养的理想范式是专业技术人才。即使是全国综合性大学，其内部也严重分割，缺乏科际之间的互动与整合。

一些政治理论课的内容，脱离人类文明的精神资源与现代社会人生之实际，没有达到养育学生健全的人格、志向、情操、公民意识、处世能力的目的；而过于狭窄的、太强调实用性的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使学生在知识面、智力与方法论上，均难以面对现代多元文化和学科的综合发展。

表现一：大学政治化。

1.大学成为具有政府职能的官僚机构,成为政府的附庸。大学按照政府部门的行政级别设置官员。大学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上的集权倾向,使大学变成了政府衙门。

2.行政管理权力过大,而学术管理则被淡化。中国大学没有西方大学的教授会,没有形成教授职校的传统，所谓的学术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摆设。

3.攀权附贵,唯上唯官。西方大学有独立于政治的传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拒聘基辛格当该校教授,哈佛大学拒绝授予里根总统以荣誉博士学位。

表现二：大学经济化（大学产业化）

1.大学片面强调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职能,要求直面经济建设主战场,把大学当作经济发展的工具性存在,大学沦为经济的附庸。

2.大学拆墙办学,各种各样的经营实体纷纷成立,大批教师、学生下海经商,创收成为大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大学拆除的不仅仅是用砖石砌成的有形之墙,更重要的是拆除了大学用精神筑成的无形之墙。

3.大学设置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把金钱引入教育

教学管理过程,违反某项制度罚款多少元,作弊罚款少元,考试不及格罚款多少元，等等。

4.大学从探索高深学问的机构变成了贩卖文凭的“学店”、工厂。现在大学办各种各样的研究生课程班、自学考试班、函授班、夜大班等,许多大学并没有严格执行教学计划,只要交了钱,就可以给成绩,就可以发文凭。

表现三：学术腐败日趋严重

1.学术成果低水平重复。尽管名称不同，内容大同小异。

2.编写各类书成了创造学术成果的捷径。

3.泡沫学术。有些人为骗取虚名，文章、著作越写越长，著作等身。实际上没有学术水平。

4.假冒伪劣。有人为评博导,拿他人的文章换上自己的大名,广为散发。有人为评职称,托人情、拉关系,甚至花钱雇人写文章。

5.其五为抄袭剽窃。抄袭国人或外国同行成果者有之,伪造数据发表假论文、欺世盗名者有之,学生抄老师、老师抄学生者亦有之。

什么是大学？

英国红衣主教纽曼认为：“大学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并表明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

美国教育家赫钦斯认为:“大学是从事高深学问的学习、进行专业教育和研究的机构。”

德国哲学家、教育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是研究和传播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领地。”

曾经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指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他们都把大学理解为学术机构,理解为从事高深学问的保存、传播和增进活动。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指出：

第一大学为研究学术之机关；应有贡献于学术；这种研究，即不是单单输入欧化，也不是一味保存国粹，而是要用科学方法揭示传统学术的真相，在近代学术的基础上作进一步发明。第二，大学学生不应以获取毕业证书为目的，而对学问无所求；也不应固守己之所学，排斥其他学问；而应于专精之余，旁涉各种有关系的学理，成为一定意义上的通才。第三，大学是包容古今中外不同学术派别、典籍、思想，广泛延揽各家各派学者的研治学术的机关，应循思想自由通则，行兼容并收主义。

哈佛大学校训：“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

蔡元培指出：“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大学既应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又要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大学主要是通过其学术活动为社会服务,而不是去做政府、企业等应该去做的事情。

重塑大学精神,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大学理念,重新给大学定位,定位于学术机构而不是政治、经济机构,明确大学的真正任务,按照正确的大学理念办学。

德国教育家威廉·洪堡指出:“国家要谨记，不能，也不应该做大学该做的工作，无论何时对大学进行的干预都将阻碍大学工作的开展。高度集权的大学管理体制经扼杀了大学精神,阻碍着大学精神的重塑，必须予以改革。首先,要扩大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使大学成为依照社会需求依法自主办学的实体。其次，要加强大学的学术权力。可以参照西方大学教授会的形式成立中国大学的教授会，赋予教授会学术管理的权力，真正发挥学术权力的作用。再次，为大学创建一个宽松自由的思想空间，使大学与政治活动和意识形态保持适当的距离，使大学成为各种思想相互激荡、自由发展的场所。”

我国大学过分强调商业行为，导致大学精神沦丧,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对大学性质及其职能认识上存在偏差，过分要求大学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而没有认识到大学与企业的区别以及为社会服务的特殊性；二是投入不足，致使大学为了谋求生存而“不务正业”，去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有资料表明,哈佛、斯坦福、牛津、剑桥等大学每年的经费收入都在10亿美元以上，而我们的主要大学的年经费收入只有人家的几十分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政策导向是“不给钱，给政策”。迫于生存危机的压力，大学逐渐偏离主航道，忘却了大学的理念和信念，丢掉了大学的精神，忙于商业经营去了。这种短视的政策使大学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讨得一点粥，但失去了它存在的根本价值。重塑大学精神，要求政府真正重视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加对大学的投入,健全教育投资体制，实现经费渠道的多元化,使大学远离商业经营，与经济建设第一线保持适当的距离；使大学做它真正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相反。

大学精神的重塑，归根结底还要依靠大学人自己。大学人要做大学精神的建设者、践行者和传播者，把大学建设成大学精神生长、发育的乐园。

首先，大学要以大学精神的基本内涵为依据，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例如，职称评定制度、学术评价交流制度等，以规范大学的发展和大学人的行为。

其次，以大学精神为核心，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使大学的文化氛围给人以大学精神的激励、启示、约束和警示。

第三，大学人应作大学精神的践行者。雅斯贝尔斯曾经说过：“大学的理想要靠每一位学生和教师来实践。至于大学组织的各种形式则是次要的，如果这种为实现大学理想的活动被消解,那么单纯凭组织形式是不能挽救大学生命的。”大学精神的重塑需要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和实际行动,在大学人身上体现出来并发扬光大。

最后,大学人应向社会宣传大学精神。大学精神建设仅靠大学人是难以完成的,大学人要向社会宣传大学精神,使社会理解、接受大学精神,使更多的人支持大学事业,从而为大学精神的守望创造有利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