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取向是什么、是否有过性行为、用过哪些避孕措施、是否接受过学校正规性教育……5月初，北京师范大学师生校友交流平台蛋蛋网，对在校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发起了北师大学生性行为调查，有1018名在校生参与调查，其中有效样本976份，这976份在校生问卷，男生占比30.64%，女生占比69.36%。

　　这份《北师大学生性行为调查报告2015版》显示，68.44%的同学可以接受在大学时发生性行为，并且有60%以上是发生在本科期间。对于这份调查报告，社会学家李银河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这说明很多人是从大学开始性生活的。虽然整体来看，有过性行为的比例只有32.99%，但是从本科一年级的14.78%，到研究生、博士阶段的百分之六七十，这与社会上婚前性行为的比例基本相同”。

　　上世纪80年代末，李银河曾做过调查，有过婚前性行为的只有15%，且这15%中很多是准备结婚的固定男女朋友。“中国处在静悄悄的性革命阶段，对性的态度从几十年前的谈性色变，到近些年对性的态度发生转变，评价越来越正面，而观念的变化也导致行为的变化。”李银河如此形容中国现阶段的性观念状况。

　　2012年，《求是》的杂志《小康》发布“中国人性健康感受”报告，2012年国人婚前性行为的比例达到了71.4%，与1994年相比，国人婚前性行为的比例提高了30%。而这种变化，在其他国家大概要经历上百年的时间。

　　虽然不必在道德上有过多评判，但是缺乏正规的性教育却是李银河认为应该重视的问题。在北师大的这份性行为调查报告中，只有不到1/3的学生接受过正规的性教育。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致力于大学生性文化研究的徐兆寿教授直言：“(大学生)缺乏基本的性教育。”

　　2001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该法指出：“学校应当在学生中，以符合受教育者特征的适当方式，有计划地开展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或者性健康教育。”然而现实情况却是性教育在学校、家庭以及整个社会中的缺失。李银河表示，性教育在中国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很多人并没有通过正规的途径得到性教育，可能是自己通过网络、图书获取，这应当说是一个缺失。

　　2002年，徐兆寿出版了中国首部大学生性心理小说《非常日记》，与他之后相继出版的《非常情爱》《非常对话》形成“非常”系列小说。在“谈性色变”的年代，徐兆寿大胆触及中国文化的“禁区”。“不管怎么样，在中国，关于性的话题仍然是忌讳的。这是我们的文化所致。事实上，性的开放导致的问题已经很多了。”徐兆寿说。

　　“中国社会对于性教育的认识也是一种拉锯战的状态，肯定的、反对的人群有一个相互斗争的过程。”李银河如此总结到。

　　在当今性观念悄悄变革的大环境下，就大学生性观念话题，法治周末记者对徐兆寿教授进行了专访。

　　群体性调查会将问题简单化，让每个人都产生焦虑

　　法治周末：你觉得北师大对于本校学生性行为的调查结论有代表性吗？

　　徐兆寿：很难说。调查的对象到底是怎么选定的，是否具有代表性，这个问题在一开始没有解决的话，后面的结论也就没法说它具有代表性。

　　法治周末：报告中提到愿意转发这个调查的学生也有所顾虑，你怎么看？

　　徐兆寿：不管怎么样，在中国，关于性的话题仍然是禁忌的。这是我们的文化所致。我以为也没有什么太要诟病的。事实上，性的开放导致的问题已经很多了。比如，大学生在性问题上的盲目性，性道德也在丧失，互不负责任的问题很多。

　　其实，恋爱与婚姻是连为一体的，这就是性导致的结果。目前在大学生群体中，因为面临毕业等很多问题，恋爱与婚姻产生断裂，从而导致恋爱是恋爱，婚姻是婚姻，所以，性道德在这里就产生了断裂。

　　法治周末：你对针对大学生性观念、性行为的类似调查是怎样看待的？

　　徐兆寿：(北师大)这项调查其实仍然有推动性开放的心理在起作用—从他们所做的调查项目和表述来看是这样的。但是，我常常反对这样的调查，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与他的个体经验、信仰连为一体，每个人的爱情之路与性经验道路都是不同的。群体性调查会将问题简单化，让每个人都产生焦虑，甚至会让个体性消弥于群体之中。

　　法治周末：根据你的观察，这些年大学生的性观念是怎样的？

　　徐兆寿：我的看法是现在很开放了。大学生谈恋爱，学校基本上已经不再干预，父母也很支持，学生也出于自愿，甚至是完全自由的。现在的大学生比起“80后”一代人要更开放一些。我觉得这大概就是常态了。

　　在有些性学家看来，现在我可能是保守主义者了

　　法治周末：在你看来，现在的大学生在性方面缺乏的是什么？

　　徐兆寿：缺乏基本的性教育。一是知识教育，即如何去处理身体方面的各种问题；二是性道德问题。

　　关于后者，是一个较为深刻的问题，它牵扯到人的信仰问题。现在的大学生自由是自由了，但反过来说，他们以爱情为宗教后却发现这世上最缺乏的就是爱情，我指的是他们心目中永恒的爱情。所以，当这种永恒性被无情地打破后，也就是他们的精神信仰处于混乱状态的时候。这也同样影响到他们生活的全部。

　　法治周末：这些年社会各界一直在提倡性教育，你觉得效果如何？

　　徐兆寿：现在提倡的性教育是雷声大、雨点小。现在的提倡不是在性知识的教育方面出了问题，而是在性观念方面出了问题。比如，李银河对同性恋、多边恋、群体性性行为的维护，可能在其研究领域能够得到一部分人的认可，但是，对于民众来讲无法认同。所以，在民众的眼里，从事性教育，就是把人教坏了。

　　法治周末：有一种说法是，现在大学生中出现过度性开放，缺乏自我保护，是这样的现状吗？

　　徐兆寿：是的。我在2002年写《非常日记》、2003年与刘达临先生写《非常对话》时，那时候整个社会是保守的，对大学生恋爱、同居等问题是持否定态度的，对大学生的心理状况也是持传统的看法而不加以心理干预，所以，那时候大学生为恋爱而自杀或精神失常的比比皆是。

　　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为大学生奔走疾呼，呼吁正常的性教育和心理教育。但是，后来社会的开放程度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尤其是互联网的推动，性道德也毫无底线了。但在性方面，又缺乏基本的自我保护。这一代青年人，肯定在中年以后会反省的。

　　法治周末：你当初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个领域呢？

　　徐兆寿：有几个原因，一是我们上大学时学校不允许我们谈恋爱，所以，我们的身体是被囚禁的，这就导致我们那一代人都在探讨身体的问题；二是我们中间有人会自杀，也会得精神病，大都是因为爱而导致的，这也导致我们那一代人去探讨爱的问题；三是我一直在思考自杀的天才诗人海子为什么自杀的问题，《非常日记》本来是要写海子的，但写着写着就变了。当然，我写的那位主人公最后也自杀了。

　　法治周末：在大学还禁止谈恋爱的年代，关注这个领域会面临很大的压力吗？

　　徐兆寿：《非常日记》是经过修改后才能出版的，然后在全国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为了证明我讨论的问题有价值，也为了进一步理清我的思路，所以就开始研究它。

　　最后我发现，这与我最初想的一样，它就是一个信仰的问题，根本不是身体那么一点儿事。因为要解决身体与灵魂的冲突问题，就必须解决信仰问题。也就是说，让身体来领导灵魂，还是让灵魂来领导身体，或者说和谐共处，总之，得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法治周末：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比你开始研究的时候更缺乏信仰了。

　　徐兆寿：对。所以，在有些性学家看来，现在我可能是保守主义者了。

　　法治周末：是说你不再直白的讨论性行为，谈论简单的表面现象？

　　徐兆寿：对。他们讨论的都是社会性的行为，我要讨论的是本质性的精神。我们已经属于两个层面的讨论了。

　　每个人都在谈恋爱，但不知爱为何物

　　法治周末：很多人做这个方面的研究，关注的都是大学生、年轻人，为什么是这个群体？

　　徐兆寿：这个群体是整个社会关注度最高的，同时，也是最集中、最活跃、最有话语和最能代表中国未来的一代人。选择他们，能影响整个社会和时代的进程。

　　法治周末：这是否跟大学生自身的责任感相关？从对待爱情、性行为的方式看，也体现了一代人的特点？

　　徐兆寿：就生物个体来讲，性行为会导致新生命的产生，这在过去还没有避孕措施的时候，性就是婚姻。现在，避孕手段使恋爱与婚嫁、性互相成为独立的存在，所以，也就促使我们必须重新来思考这些问题。

　　与当代社会有关，一方面，社会压力和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导致人们对婚姻越来越没有信心，所以结婚的年龄越来越大，这同时也导致我前面讲的那些问题，恋爱、婚姻、性发生分离；另一方面，当这些本来是连为一体的活动发生分离后，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和道德问题，同样也给现代人带来无穷的烦恼与困惑，最主要的就是身体与灵魂的分离。

　　法治周末：从你做性教育的经验，他们主要面临哪些心理问题呢？

　　徐兆寿：表面来看，大多数人都没什么问题，只有少数在一定时期会有一些心理问题，但其实整个社会都有病了。这就是过分地崇拜身体、欲望，还有爱情至上主义。

　　这也就是弗洛姆所讲的，每个人都在谈恋爱，但不知爱为何物。每个人都爱着，但又不知真爱是什么。因此，简单地谈性或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这也就是我在2007年之后不再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而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原因。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来解决性的诸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