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瑛，1929年出生于福建省永定县。教授，我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爱乐女乐团音乐总监和创办人之一，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原主任，中央歌剧院乐队原首席指挥。曾多次赴日、澳、美、意、德、法、英等地举办音乐会、参加国际艺术节、指挥歌剧或讲学，是第一位应邀在国外排演世界著名歌剧的中国指挥家。曾获文化部优秀指挥一等奖、法国文学艺术荣誉勋章、“全国老有所为”贡献奖。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和多项国际名人录都收录了她的传记。

她拿起谱架上的话筒而不是指挥棒，浮出亲切的笑容。谁也不知道这位享誉世界的指挥家从什么时候开始，把“说话”看得如此重要。也许，半个多世纪的舞台心得，让她对引领同胞听懂交响音乐的“责任”酿成了“禀赋”；也许，具有全球视野本土情怀的她，最在乎心与心的碰撞。于是“郑小瑛音乐会”，因娓娓道来的讲解，构成中国剧场艺术的一道独特风景。

阐述乐曲的时代背景、作曲家的身世遭遇，穿插富有意义的传说、饶有趣味的典故，还把倾听交响音乐应当明白的礼仪，指挥和乐手间互动的礼节，形象地告诉观众。于是“郑小瑛音乐会”，因多维度的信息传递，具有强大的冲击力。

这位站在艺术峰巅的87岁的“指挥女王”，忆起母亲，动情地说，是母亲的言传身教成就了自己的性格。

想让女儿成为“秀兰·邓波儿”

郑小瑛的母亲温嗣瑛出生于重庆一个穆斯林大家庭中。青年时，母亲考入全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在上海开办的女子体育高等师范班。毕业后，母亲将田径知识、女子体操等新式女子体育带回重庆，一度成为当时山城的风云人物。后来，温嗣瑛嫁给爱国青年郑维赴上海生活。

1929年9月27日清晨,郑小瑛呱呱坠地。由于是剖宫产,她格外受母亲垂爱。

“母亲是当时中国的第一代体育女教师，正是她让重庆的女学生穿上灯笼裤、背心裙走上操场。”说起母亲，郑小瑛一脸的崇敬。

母亲一心想把女儿培养成新式名媛、中国的“秀兰·邓波儿”。因此，母亲让郑小瑛6岁开始学习钢琴，14岁登台演出。郑小瑛说自己能有今天的音乐成就，与童年的家庭教育分不开。

最自然的音乐回荡整个童年

母亲因参加妇女运动结识了何香凝、史良等民主爱国人士，并从此积极地参加了中国反日救国大同盟的活动。

“八一三事变”后，郑小瑛一家变卖在上海的家产，一路坎坷回到重庆。为了躲避轰炸，母亲在南岸老君洞半山腰的镇江亭租到了一幢两层楼的小庙，史良就住在他们家楼上。

对出生在上海弄堂里的小瑛来说，老君洞后山的山涧、丛林、野狗，以及山上背着背篼的孩子都是那么好玩。“我在这里第一次认真地观察昆虫、露水，给我上了无法忘怀的亲近大自然的第一课。”郑小瑛回忆说。

在重庆的一年多里，小瑛没有去学堂上课，而是由父母亲在家教学，只有期末考试时才去巴蜀小学考试。这期间，虽然未接受系统的音乐学习，但她和音乐的联系并没有减弱。

郑小瑛清晰地记得，在老君洞，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个小庙，一直通到南天门。“每到傍晚，寺庙里就开始‘演奏’，有很多道士会敲磬、敲鼓，从最下面的寺庙传递到最上面，差不多要持续1小时。”

有一天，寺庙的声音又传了上来，她跑去把道士的锤子抢过来敲，没想到竟然还跟得上节奏，道士便默许了。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每到傍晚，她就在几个小庙间跑上跑下，敲钟、听钟。

“来自老君洞的最原始、最自然的音乐一直回荡在我的整个童年，它让我学会聆听自然之声，那是对音乐的另一种形式的启蒙。”郑小瑛说。

新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

在成都，家里没有钢琴，于是学唱抗战歌曲就成了小瑛主要的音乐课程。父母亲经常给小瑛买回来一种叫《大家唱》的抗日歌曲小唱本，没人教她读简谱，她就按自己学会的五线谱套简谱从头到尾地唱，认为好听的就反复唱。

为了支持抗日，小瑛和妹妹趁过年时爸爸妈妈请亲戚朋友吃饭的机会，在客厅里用床单当大幕，两姐妹又唱又跳，自编自演抗日剧，并把义卖小手工艺品所得的钱寄给了正在重庆主编《生活》杂志的邹韬奋。钱虽然少，姐妹俩却为自己也参加了抗日活动而自豪，邹韬奋还亲自给姐妹俩回信鼓励。

那时候的郑小瑛并没有经过特别正规的学习和训练，直到1952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时，碰上苏联合唱指挥专家在全国招收一批有才能、有经验的指挥，她才有机会接受专业训练，并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交响乐女指挥家。

正是母亲从小的言传身教和兼容并包，才成就了郑小瑛日后特立独行、独立好强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