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孩子小时候，给他们安排太多计划、把他们的生活控制得太死——包括帮孩子扫清成功路上的一切障碍的“铲雪机式家长”，可能是浪费时间，甚至可能会完全毁掉孩子的未来。

我们需要考虑我们的孩子将生活在什么样的未来中。这个未来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甚至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儿童茁壮成长所需的最佳土壤是爱和安全感，而不是控制和着重于教化的狭隘抚育方式。

我们能给予子女的礼物是停止担心，把眼光放长远，让下一代开辟自己的道路。这意味着一个令人心碎的事实：我们必须放手。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的未来可能会不那么光明。

家长们似乎正面临困境。我们沉迷于“家长”这份工作，试图塑造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快乐、顶着高分和成就的光环、准备好迎接未来——尽管他们的未来是我们无从知晓的。

与此同时，混乱、可怕的外部世界潜伏在四周，我们无法控制。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我们自己的恐惧和担忧，我们努力保护我们的孩子，以至于如今一名中产阶级子弟的童年一直持续到上大学，甚至更久。

现代家长事无巨细的管理与不可知的外部世界极不匹配。为了平息这种危机，父母（以我的经验来看，这往往意味着容易焦虑的中产阶级母亲）积极地从那些讲述如何修复家庭生活、为孩子设计更成功未来的书籍中吸取建议。

《虎妈战歌》(Amy Chua’s 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2011年)从这些紧随亲子教育思潮的手册中脱颖而出。这部回忆录的作者是一名美籍华裔母亲，她培养出了两个成就非凡的女儿，书中详述了一套传统的亚洲生活计划是如何创造奇迹的。

关键原则包括：非常严格、强制音乐训练、不允许擅自参加戏剧、体育活动或在外留宿。一夜间，“虎妈”成为了把管孩子变成一份重要管理事业的女性的代名词。

然而，《园丁与木匠：用新的儿童发展科学来讲述亲子关系》、《美国童年终结：从不干涉到管制的亲子教育史》这两本新书表明：

在孩子小时候，给他们安排太多计划、把他们的生活控制得太死——包括帮孩子扫清成功路上的一切障碍的“铲雪机式家长”，在孩子进入大学后仍然在他们头顶徘徊不去的“直升机”式的父母——可能是浪费时间。这甚至可能会完全毁掉孩子的未来和整个社会的经济繁荣。

所有父母或者想要成为父母的人都应该阅读艾莉森•戈普尼克所著的《园丁与木匠》。任何觉得自己的人生被父母祸害了的成年人，或许也能从这本书中获得些许慰藉。

“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来看，管孩子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是戈普尼克惊人的初步论断之一。她主张不要“管孩子”，而是用一种灵活得多的方式做父母，核心是照顾孩子：“爱没有目标、标准和蓝图，但是爱有目的。爱的目的不是改变我们所爱的人，而是为他们提供他们蓬勃发展所需的条件。”

父母的角色在本质上是抚育，而不是塑造或者构建：父母是“园丁”，而不是“木匠”。戈普尼克接下来表明，努力让孩子有出息的做法既无用又耗时、还可能造成伤害。

戈普尼克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心理学和哲学教授，管理着该校一间认知科学实验室。

罕见的是，她的书虽然的确很学术，但并不难懂，并且依托于她作母亲和祖母的经历。尤其是她蹒跚学步的孙子奥吉(Augie)在书中频频出现。戈普尼克写道，“当了奶奶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在过去寥寥无几。”

当然，直到越来越多的女人参与到科学研究中以后，“我们才知道采集和狩猎同样重要，育儿的复杂性像竞争和欺骗的策略一样有意思。”这些论述令人欣慰，对“女人的工作”给予了公允的评价：它是人类持续成功的最核心要素。

我们需要考虑我们的孩子将生活在什么样的未来中。这个未来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甚至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父母的天职不是决定子女生活的面貌。

相反，父母和其他监护人的天职是提供保护下一代成长的空间，孩子可以在其中发展出我们完全预料不到的、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无论是好是坏。这是演化生物学以及……儿童发展实证研究描绘的画面。

戈普尼克的书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她如何引导读者了解，儿童茁壮成长所需的最佳土壤是爱和安全感，而不是控制和着重于教化的狭隘抚育方式。

或许，目标导向型父母最难接受的一点是我们必须让孩子自己去犯错。“你现在之所以能够做出更好的决定，是因为你做过不那么好的决定、然后纠正了这些决定。”

二、成为全世界分数最高的人，对探索世界没什么帮助

尽管我们之前或许听过这话，但戈普尼克依据科学做出的论断是对目前主流氛围——指导和辅导子女（往往以巨大代价）避免失败的纠正。

但是，如果父母明知一个有天赋的孩子应该比如说学一种乐器（尽管学艺过程对所有相关人等往往都很辛苦，但是有一天肯定会为他们带来快乐），该怎么做？戈普尼克没有说明这点。

毕竟，孩子总是通过一遍遍模仿成年人的行为来学习。音乐和运动都是以这种方式学习，众所周知，熟能生巧。

然而，她的确指出了一点：西方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式，往往不是特别适合孩子的大脑接受。“一刀切”的模式无法适用于所有人。

大人期望孩子在课堂里通过老师的教授来学东西，这种学习往往是被动的体验，要求全神贯注于一个非常狭窄的区域。

我们都很熟悉这种基于课堂的体系，但是戈普尼克鼓励我们退出这种体系。“（孩子们）天生会模仿和练习对周围的成年人来说最重要的活动。在学校里，无论有意还是无心的，这都意味着集中注意力、考试和分数。”

数年后，课堂体系的结果出现在戈普尼克的实验室——那些最成功的高分学生进入一所知名的大学，愤怒又意外地发现他们不得不从头开始、成为“学徒”科学家和学者。“成为全世界分数最高的人，对探索有关世界的新真相和新的成功方式没多少帮助。”

戈普尼克阐述了一件困扰我们中许多人整个成年生涯的事情（原因或许是我们没有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让我们相信，成功源自好的考试成绩。我擅长考试，这件事在事业方面对我有利。

然而，在办公室之外，那些作为人类原本应该具备的实用技能和承担风险的能力，却让我觉得困难重重。看起来似乎我没有进行足够多的“探索”式或模仿式学习——当然也没怎么冒险。戈普尼克表示，我们需要避免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犯下同样错误。

戈普尼克的话题主要涵盖儿童个体及其发展，而另一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历史学家葆拉•法斯(Paula Fass)则写了一本与她的书互补并发人深省的著作。

该书涵盖了社会方面的图景——囊括了自美国革命以来的童年、以及一代代儿童如何被抚养长大的全面历史。

她在该书序言中指出，儿童并不是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被养大的。

“戏院、歌剧和日常新闻已知晓了一段时间的东西，历史学家眼下才刚刚知晓。正如我们刚开始明白，代际关系对于塑造我们的民族和社会有多么重要。我们的个人历史发生在我们个人生活的小舞台上，然而这些都与更大范围的政治和文化世界深深缠绕在了一起。”

在这个背景下，该书充满悲观色彩的标题《美国童年的终结》指向了法斯的结论，即事无巨细地管孩子的现代美国父母，是在抛弃美国的一项长期传统——思想和行为独立，而正是这个长期传统让新世界（the New World，指美洲大陆——译者注）的儿童与欧洲儿童不同。

“合众国早期的美国儿童很早就学着独立。他们既没有被纵容，也没有被娇惯。他们对自己的劳动对象有一定发言权，在情况允许的时候也有自由时间去玩耍。不过，这些儿童也被视为‘小公民’——有能力也有潜力的人。”

在早期美国，儿童——即使是富裕家庭的孩子——得在家里或田间干活，在更发达的欧洲国家则没有这回事。在这些欧洲国家，富裕家庭里有仆人，儿童被视为需要保护。此外，许多年轻的美国人需要具备开创精神——他们很早就要自己谋生。

法斯表示，在19世纪的美国，人们对儿童的期望“更灵活”一些。正如她所证明的，这种灵活性催生了思想的活力和独立性，而这种活力和独立性为美国初生的民主制度和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

不过，法斯认为，过去几十年发生了一些事情，切断了美国家庭与其自由派先锋传统的联系。欧洲也在同样发生这一变化，因为这一变化是对全球力量重心转移的反应。

法斯暗示，21世纪“真正让人担忧的问题也许是，在竞争非常激烈的世界中，如何能维持对独立的执著”。关系前所未有地重大。导致的结果就是，现代父母不那么愿意让子女独立了。父母正在给予孩子的（甚至是较大的孩子），“只是传统成功秘方的一半……他们正在给予孩子他们心目中的自治，却没有给孩子真正的责任感”。

我们的谨慎是可以理解的。国际地缘政治前景动荡不安，而且正如法斯指出的，“包括在（文化潮流中的）自传时常暴露各种虐待子女的父母和艰难的童年，越来越多育儿建议是为了回应担忧和焦虑”。

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应该做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努力，去保护我们的子女免遭残酷的21世纪世界的伤害。

《美国童年的终结》是对这一前景的纠正。通过将我们与过去重新联系起来，法斯向我们再次确认一条普遍适用的真理：父母始终是疼爱和担忧子女的。而且，正如戈普尼克指出的：“做父母（相对于‘管孩子’而言），而担当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桥梁。”

法斯和戈普尼克的作品向我们证明，神经科学和历史都告诉我们，多一点现实的探索、少一点父母的娇惯会让子女受益。

也许多数儿童不可能下地干活，但他们也许可以在少年时代打份工，或者让他们自己搞定考试复习——这考验他们的勤奋，如果他们不及格，则考验他们的承受能力。

我们能给予子女的礼物是停止担心，把眼光放长远，让下一代开辟自己的道路。这意味着一个令人心碎的事实：我们必须放手。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的未来可能会不那么光明。正如戈普尼克所警告的：“按照我们自身形象、或我们目前的理想形象塑造（子女），实际上也许会让他们无法适应未来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