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欢乐颂2》热播，剧中五位美女的出身对她们各自经历的影响也成为大众讨论的焦点话题。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转化人？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倪培民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从他研究二十多年的儒家“功夫论”角度，结合自己的教育经历和人生感悟，给出了一些建议。

今年63岁的倪培民出生于上海。“文革”期间，倪培民曾在上钢一厂当电工，恢复高考后，于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先后取得哲学学士和西方近代哲学硕士学位，后赴美国康涅狄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此后，倪培民长期留在美国任教并继续从事哲学方面的研究，直到2016年受邀回国。

倪培民：我并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但是我可以从自己的成长经历，感受到原生家庭对子女的影响。

一个人成长的影响因素是各方面的，即便是同一对父母生下来的孩子，性格、个性也不尽相同，所谓“一母生九子，连娘十条心”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家四兄弟的性格各不相同，但都与我母亲怀孕时的心情和性格特点有某种对应。所以父母本身的心情、气质，对孩子的性格会有很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就是成长环境。我的父母都是国家干部，因为工作繁忙，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他们给我的陪伴并不多。更多的时间，我是跟着祖母和家里的保姆一起长大的。祖母和保姆虽然识字很少，但是她们却用自己的行动来教会我如何做人。

我小时候其实没读过《论语》这些经典，是到了大学才开始接触的。但是一读就发现，里面很多内容，其实就是祖母和保姆教给我的东西。她们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但她们是在这种文化中浸淫出来的，做人的基本准则是深入她们骨头里的。我想，这就是身教的力量。

倪培民：我女儿今年27岁，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我有时候会跟他开玩笑说，这不公平。我小时候，要仰视我的父母，他们说什么，我都得听，从来不敢说“No”，现在轮到我做父亲了，反过来要围着孩子转了。在美国孩子的思想观念里，乖乖女是要被大家看不起的，谁是造反英雄，谁就受到推崇。所以一度女儿非常逆反。我对女儿说：“我这是第一次当父亲，而且是当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的父亲，你也要允许我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如果你觉得我哪里做的有问题，你要跟我沟通，不能为了反叛而反叛。我的目的不是为了管着你，而是要让你成长。”

我认为，家庭教育一定要适应时代的变化，适应环境的变化，还要善于向其他文化学习。从美国人的教育方式当中，我学到了如何跟子女交朋友，而不是盛气凌人地说，我就是老子，你就是孩子，你就要凡事听我的。

倪培民：其实，即便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对教育也有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观点。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其实就是在鼓励你为善。荀子认为人性本恶，那就要通过管教把你往正路上引导。孟子的理论成为后来儒家思想的主流，但是在教育上，中国的家长大多数遵循的却是荀子那一套，对孩子进行管教、管束。其实，教育孩子更多的应该是身教，引导，而不是加以很多的限制。

当然，在针对每一个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也要因人而异。中国传统儒学，讲究“经”和“权”。像读经典，常道，这就是“经”；“权”呢，是权衡利弊，权宜处之。一件事情，不能只按照“经”来做，有时候也要有“权”。什么时候该“权”，需要具体把握，毕竟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文革”期间，倪培民在担任电工时曾受过工伤，家里也被抄。人生的挫折和困惑，让他在读大学时选择了哲学，为的是寻求人生的答案。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倪培民读的都是西方哲学，研究方向是欧洲的经验主义，去美国之后，转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儒家“功夫论哲学”，并有多部英文著作出版，其中，《论孔子》一书被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许多高校用作教材。

倪培民：我们这一代人，从“文革”过来之后，百废待兴，大家都有一种比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尤其是我们学文科的，感觉我们要把责任担负起来。刚刚读大学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崇拜西方文化，认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虽然有审美价值，但是在科学、理性思维方面有所缺失。

去了美国之后，因为我的博士生导师开设了东方哲学的课，我开始作为他的助教，后来他希望我也能独自授课，所以我就回过头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国哲学。而且，西方哲学读得多了，对它的理论了解得比较全面之后，既能看到它的优点，又能看到它的局限性。我们的传统哲学，许多方面正好可以弥补它的局限性，可以对世界哲学有所贡献。那时候，我的感觉就像出去取经的和尚，云游了一大圈，最后发现佛祖就在自己心中。

中国传统哲学是追求“道”，是“怎么去生活”。“道”不是一个实体，也不是外在的行为规范，而是一种内在的修炼。儒家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培养人的“功夫”，培养你成为一个生活的艺术家。艺术是具体的，没办法用一条规范来写清楚，要以身体之。现在很多人认为圣贤都是一天到晚板着脸正襟危坐的，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真正的圣贤应该是非常活泼的，凡事都能非常恰当地处置。真正的艺术大师，既能做好自己，又能够广泛地对周围的人产生一种好的影响。

倪培民：“功夫”这个概念，现在通常被用到武术方面。你要教一个孩子学武术，开始当然要教基本功、基本套路。练基本功的阶段肯定是很苦的，师父对你规定得很死，每天都要拉腿、下压等。这些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就像大家诟病应试教育，是因为原本考试只是一种手段，为的是把人引上正路，但是一旦机械化地把考试强制压在一个人身上，所有的教育都围绕如何适应考试、考高分，那就把人的创造性抹杀了。这就是误把手段当作了目的。

我们的教育，目的不应该仅仅是让学生学到一点书面的知识，掌握一些“真理”，而是要真正能够转化人。西方教育当中，也有l ibera l education（自由教育）的概念，目的就是要培养人。这样的教育，不是为了寻求职业、外在的名声、地位，而是跟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一样，真正教会你怎么做人。

我在美国有一个专注教育哲学的同事，他研究发现，很多人“Go though education，but missed education（通过教育，却错失了教育）”。学校只讲成绩，个人只追求拿到一个学位，结果恰恰是在这个受教育的过程中，他没有得到教育所应该赋予他的东西。

倪培民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儒家功夫哲学系列专题讲座”，其中《家道与齐家功夫》一讲中，他提及旅美学者王怀聿对“三纲五常”的解释：“纲，是引领的意思，而不是框起来、管住，这其实是对引领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倪培民认为，学习传统文化也要与时俱进，现在有人借儒学复兴提出要求恢复那建立绝对、单向性权威的三纲，这种思想倾向是非常危险的。

倪培民：我从事儒学研究已经二十多年了，但小时候因为受到环境的影响，从小学到中学几乎没有读过中国的基本经典，只读过一些古文、古诗词，后来靠自学才弥补了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基础知识。

我非常支持在中小学教育加入传统文化的内容，这对于孩子明确自身的定位是非常有好处的，要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有认识，有认同。因为之前长期在美国生活、工作，我也会特别注重对女儿的传统文化教育。要让她知道，她的根在哪里，她的文化的根在哪里，而且要培养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这是很基本的东西，而且我们的文化当中确实有很多优秀的内容。

倪培民：弘扬传统文化，并不等于要对孩子进行教条式的灌输，更不能良莠不分。小孩子有时候可能还不太容易懂，我们要一点点给他讲，让他逐渐去体会，真正认识到传统文化好在哪里。

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也要注意，不要扼杀了孩子的创造性和批判性。即便像孔子这样的圣贤，他也是人，也会受到他所在时代的局限。这就意味着对老师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一方面要帮助孩子去认识，另外一方面注意不要扼杀他们的积极性，引导他们对知识的真正兴趣。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刚考上大学时，钢铁厂的一位老大学生给我的建议：在大学里，最重要的是“学习学习的方法”；不是把知识学会了，记住了，然后去套用，而是学会学习的方法；不是学会了，而是会学了；这样才能有创造性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