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鲜有哪个群体，个体经验与国家时代命运如此高度重合，看其中某些人的个案便能勾勒出一部中国当代史；也鲜有哪个群体，能有机会如此深刻地影响一个国家，集体重塑社会的重要方面”。

这个群体，是1977、1978、1979级大学生。

6月17日，北京，国务院参事汤敏、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知名投资人徐小平等40多名“那三届”毕业的学者、企业家、官员共聚，参与由全球化智库举办的“那三届研讨会”，共话恢复高考四十年改革历程。

会议上，那些传奇的经历、深刻的反思、睿智的思想、洋溢的激情，共同组成那三届的光荣与梦想。

王家新站在寒冬的雪地里，等待他的大学录取通知。公社革委会的喇叭响起来，他听到他的名字，“武汉大学”。

那是1977年的冬天，570万考生从田间地头、工厂农场走进了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加上后来的1978、1979年高考，那三年的高考是被很多人称之为改变命运的考试，那三届的学生也成为历史不可复制的一代。

1966年国家取消高考。此后十年，闹革命、学工农兵、上山下乡、推荐上大学……个体被混乱的时代洪流裹挟着，茫然无措。

童世俊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困惑期。从小就被教育既要爱劳动又要爱科学，后来又被教育爱劳动比爱科学更重要。进入工厂以后，他在劳动是教育了人还是惩罚了人的哲学拷问中焦灼。

当童世骏在困惑中求索时，徐小平已打算妥协。他在泰兴文工团拉小提琴，走街串巷，卖唱献艺，自嘲和瞎子阿炳的命运差不太多。“前途没了嘛”，他接受了这个现实，到工厂里去做一个宣传干部，打算25岁结婚、生孩子，“一辈子就这样了。”

真格基金创始人、中国天使投资人徐小平先生

看不到未来的不止徐小平一个。阎焱在安徽的小农场插队，那是他一生中最迷茫的一年，每天早上起来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放眼望去是一片极贫瘠的土地，而自己可能会在此潦倒一生。

高考来了。

困惑于哲学命题的童世骏后来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看不到未来的徐小平和阎焱，现在一个是著名天使投资人，一个是投资基金的创始管理合伙人。 

只有设身处地，才能知道为何这群人日后会不断追怀这个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时刻”。与此同时，他们也为另一个“关键时刻”而遗憾愤懑。

恢复高考，积累了十多年的人才，社会寄予很大希望，学生自己也寄予很大希望。40年过去了，回头看时，与会的老先生们却纷纷反思“为什么没有出大师”？

李大西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离高考仅半个月了，一纸政令，命运的绳索被斩断。到1977年参加高考考上大学，他成为班上岁数最大的几个人之一。李大西遗憾，十年，人生最好的学习时间给耽误了。汤敏也自嘲，77年只是“混进”大学，“实际上我们这批人知识相当有缺陷，我们基础比较差，这十年学习上的缺失对我们还是有影响的。”

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先生

但，他们仍是幸运的一群人。

回到那个冬天的雪地，王家新被名校武大录取，他的朋友中专都没被录上，抱头一屁股坐在雪地上哭起来。

1977年有1000多万人参加高考预试，经过筛选后570万人参加正式考试，还有很多人没有报考。12年累积的学生，最后仅27万人录取，录取率为4.9%，历史最低。那三届，平均录取率仅6%。考上的与没考上的命运从此分流，上千万人失去了学习的机会，背上被改变过却无法翻转的命运，在底层挣扎、沉沦。

会议上多个学者提出对此反省。雷颐说：“很多人把我们当成下乡知识青年的代表，我说我们代表不了。绝大多数我的同学都是下乡很晚才回来，找最差的工作，又早早下岗，回来之后面临家庭矛盾、房子等等问题。劫后的辉煌是以同代大量人的牺牲为代价的，我们是千顷地中的那一棵苗。”

会场的背景板上，印着一张清华大学77级学生在西阶教室上课场景的照片。1977年考上清华大学数学专业、后来又在清华任教的钱颖一，过去一年给大一学生上课，就是在这个教室。第一堂课，他就在课上打出这张照片，提醒现在的学生这是当年他们念书的教室。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先生

1977级学生于1978年3月走进了校园。十年教育的缺失，那三届学生们如饥似渴，拼命想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朱永新回忆，到图书馆里是找不到座位的，只能“抢”座，大家都拼命读书，朱永新每星期都借满一书包书去读。雷颐每天早上5点半之前就到图书馆，等待图书馆开门的时间里他背英语单词，看书到7点半，匆匆跑回宿舍，洗漱叠被吃早餐，然后去上课。高考时雷颐背26个英语字母，背了两遍只能背出25个，到毕业时他已翻译了几本英文书。整个学校都满涨着学习热情。11点熄灯后，校园的路灯底下全是看书学习的……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朱永新先生

老师的劲头、积极性也不亚于学生。厉害的学术权威、留苏留美的博士，十多年不上课的“压抑”，也卯着一股劲把所学所知教给学生。

国家重视人才，渴望人才，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条件。左小蕾刚考入武汉大学不久，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去视察学校，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能亏待学生，学生也要努力地学习，因为是3000个农民养一个大学生。”3000个农民养一个大学生，这是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也是当时培养人才的决心。

1978年改革春潮开始涌动，5月份《光明日报》刊载划时代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正式开始。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中美建交，这一事件也直接促成教育界的一件大事——学生出国留学。与会的钱颖一、左小蕾、汤敏、陈爱民等都于80年代留学美国学习经济学。而之所以选择学习经济，正是受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感召。

思想解放的大潮也涌入沉寂的校园，回声隆隆。孟晓苏记得，1978年秋季的一天，广播里播放安徽凤阳农民外流讨饭的新闻，新闻里专家解释，安徽农民就有讨饭的传统。听到广播的学生纷纷不满：“为什么找这样的专家？”质疑权威、独立思考的种子已经破土。

那是物质匮乏却理想高涨的年代。学生开始讨论中国的发展，怀揣着改变中国甚至改变世界的激情。1981年的一件大事，是这份激情的呈现。

1981年3月20日深夜，广播里传来消息：中国男排打败南朝鲜队，获得加入世界杯排球赛的资格。北大校园一片沸腾，学生敲砖打碗摔玻璃，点着了笤帚当火把，到五四广场去游行。一片“中国万岁”、“祖国万岁”声中，中文系学生刘志达喊出一句“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很快所有人都跟着喊起来，这句口号当下传遍了校园，第二天传遍了全国，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强音。

这是历史的错误，也是时代的机遇。

那三届在困于工厂田间看不到未来与希望之际走入校园，在社会百废待兴、改革开放之际走上工作岗位，因个体发展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强烈的家国情怀使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学者、官员、企业家……当年走进大学的学子成为社会各个领域的中流砥柱。40年来，他们成为改革开放的参与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中国崛起的中坚力量。

那三届的经历，用陈平原的话说，“乃生命的底色，永恒的记忆，不死的精神。”

王家新也在怀念那三届大学生普遍的理想化的精神冲动。“但后来这种冲动往往被时间消解掉。有人落伍，有人拖堂，有人妥协，有人投机。我们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下要求自己，忠实于我们当年的理想，无论付出任何代价。我希望理想之光或理想的火把不至于在这个时代完全熄灭或者在我们手中熄灭。”

更多的人用行动回应——精神不死，理想之光不灭。

左小蕾还记得3000农民养一个大学生的恩情，还记得一批学经济的留学生在美国第一次相聚时、探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激情，还记得当年改天换地舍我其谁的理想。她也一直努力践行这些激情与理想。

这些年来左小蕾在关注教育公平。“高考制度相对公平实际是缺乏基础公平支持的。我们现在有12万个教学点在偏远山区，400万个学生、90几万教师处在在非常不好的教学环境下，这样的学生在这样的教育水平下参加高考，和人民大学附中、北京四中、成都七中等学校的学生相比，是非常不公平的。我呼吁我们被教育改变命运的‘那三届’学长们、学友们关注我们教育资源公平配置问题，希望能够改变更多人的命运。”

陈平原在反思：“我们这一代人即将退出历史舞台。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有个反省，我们走了多远的路，留下了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最近这些年不断有人说77、78级了不起，出了多少领导。每个时代都会有领导，下一代人到了这个年龄也都是当领导的，这不能说明问题。只能说我们从政的人是否比起此前、此后从政的人更能体会民间的疾苦，是否比他们有更多的民间关怀或决策是否有更大的意义。我们这一代人从那么低的地方走过来，有更多的责任去思考，在我国当前这种形势下如何把教育办好、把人才培养工作做好，保证我们国家下一步的发展能完成这一代人的使命。”

汤敏在追问：“高考40年过去了，我们稀里糊涂过了40年，下一个40年我们干什么？是等死，就这么碌碌无为呢？还是干一点事儿？”

曾提出高校扩招的汤敏，后来一直关注教育。他在贫困农村考察，发现教育问题突出，问题不在硬件，而在教师。而后他发起公益活动，与人大附中刘彭芝合作开展“双师教学”实验，乡村学校学生通过互联网直接上人大附中的课。这一试验已在中西部十八个省的130多个贫困地区乡村学校中进行。

“只要我们还有学习能力，还有这种精神，还没有过去为五斗米折腰的约束，我们去干一些自己喜欢干、过去想干没干的事情，还是很有希望的。”

他们相约下一个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