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没在历史时光中的留守者，至少有整整一代人。

时间回溯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彼时，改革开放“春风一夜满神州”。中国农村实行分田到户才不久，粮食价格低，还需缴纳农业税费，种地基本不挣钱，有时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下来，最后倒赔钱。农村经济的形势尤以1994-1996年最为严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创造的魔法奇迹，并不全然像历史书写者描绘的那样轻快美妙。真正的历史进程总是曲折而伴随着牺牲，在农民自己沉重粗砺的人生经历和记忆中得以印证——有农民回忆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后的一两年，家里困难得揭不开锅。”

而远在东南沿海地带如广东佛山，开放政策刺激私人企业如牛毛般兴起，当时外来工已经可以拿到数倍于内地的工资。

在这样的环境下，大批农民不得已离开养育了自己数千年的土地，来到陌生的城市。“离开了亲人和朋友，踏上了征战的路途”成了改革开放后两代农民工的写照。

与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同，第一代农民工大多数已在农村建立有自己的家庭，原本扎根于土地的他们从父辈那里习得的耕作技能，如今在新的谋生方式下被抛弃。来到城市，他们进入到各条生产线、工地，为了支持家庭恨不能不停工作，甚至几年都不回家。外出工作换来了衣衫和学费，留下的却是成千上万与孤独为伴的留守者。

在今天语境下，留守儿童指父母在外务工，留在家里由老人看管的孩子。

留守儿童的出现，反映了农村的衰败；而农村的颓势，又加重了留守儿童的苦难。稀缺的教育资源、父母亲情的缺位，留守儿童成为人们眼中的问题儿童，犯罪率也在提高。

农村教育问题可能是间接导致留守儿童问题凸显并浮出水面的原因。“撤点并校”政策无疑是对农村教育资源的一大打击。《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农村平均每天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一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村村有小学”的乡村办学面貌被彻底打破。有调查显示，撤并前后，农村学生上学平均距离从1.6公里延长至4.0公里。上学距离拉长，引来了“辍学潮”。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理事长韩清林调研发现，2008年成为临界点，这一年开始，全国小学辍学率出现大幅度回升。

制造了“邵阳杀师案”的三位少年在工读学校接受教育，有两位是留守儿童；而在这座学校里，“犯了事”的孩子，70%是留守儿童。工读学校里，没人探望、少有人探望是孩子们生活的常态，就像在家时也很少见到父母一样。这些孩子在年少时就仿佛已经被社会放弃，成长过程中缺乏被爱的体验，他们既容易没有安全感，更难懂得爱别人。

与“犯了事”的少年相比，女童群体更为特殊，客观上她们对社会的关照和保护有更为复杂的需求。然而，农村地区针对女童的心理、生理、安全等方面的教育十分缺乏，留下了女童保护的安全隐患。其中以性侵伤害为主。

每当媒体报道有关留守儿童的问题时，往往会吸引社会广泛关注。但报道多了，人们开始像看见太阳东升西落一样习以为常，而且每次总是媒体雷声大，政府雨点小。留守儿童状况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公开的和隐秘的悲剧仍然在上演。

2016年全国两会前夕，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要从源头上改变“儿童进不了城，父母回不去乡”的无奈现实，实现“到2020年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的目标。

然而，父母如何回乡?承载了过多的改革负担，改革成果却集中在城市，破败的乡村已经无法养育她的子女。

儿童如何进城?高企的房价、昂贵的医疗、精英化的教育都向儿童竖起了一道厚厚的墙。翻过墙去，迎接他们的不是城市的美好，而是工厂的烟囱与流水线，在榨干他们的父母后，开始把魔爪伸向他们。在山河日下的农村，土地流转使他们远离这块熟悉的地方，漂泊在孤独的城市里，每天耗尽体力只够自己生活，一天天被吞噬。他们能够依靠什么改变自己的命运，除了他们自己，他们一无所靠，但这绝不是个体的自己，而是在团体中的自己。